民生周刊

10月8日，上海市发布《关于合理控制本市驾驶证异地申请人数量的通知》。此通知规定，每月异地申请人数量上限为2.3万人，并要求外省市户籍学员开班数量不得超过当月开班数量的45。

沪属各个驾校为维持利润，抬高了外省市户籍学员的学车费用，部分涨幅达20以上。然而，紧接着，公安部称未出台此类规定，责成上海市有关方面对此事进行说明。上海市交通港口局紧急发文，规定驾校收费标准不能搞价格歧视，不得对外地户籍学员增收培训费，并会同市物价局展开“驾校收费”专项检查。

一纸“限外令”，将公众的视野再次拉到“驾校”这个行政、市场双重作用的行业。随着我国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加强，“驾校刚需”的情况不断催涨驾校收费。

驾校收费有没有猫腻？收费多少为合理呢？本刊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。

“规定之外”的价格

对于“限外”风波，记者致电上海荣臣、成达、虹港等驾校，“价钱和上海人一样，但必须得等三个月才能上车。”经过沟通，个别驾校表示如果愿意交纳500-1000元的“加急费”，可以插班到12月份学车。

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“限外令”并不会消失，甚至可能长期存在下去。据悉，在上海工作、学校的人群庞大，曾经很多人“组团”到上海“考本”。“限外令”给生源五成以上都是外籍学员的上海驾校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

没有“限外”之前，上海曾是一个“考本”的好地方，因为苏南、浙江等部分城市的驾校让很多人因为收费高而“不敢光临”。

今年4月，温州乐清的小优报了当地的驾校。“很多项目，报名费、材料费、体检费、汽油费、餐费。交给驾校的大概是两千，又单独向教练交了六千，不知道教练是不是要跟驾校分成。”对学费，小优至今还存在疑惑。她说当时自己也觉得学费太贵，但发现大家都交纳了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

对于很多温州驾校的学员来说，八千的学费并不稀奇，如果算上请教练吃饭、送礼的钱，一本驾照的成本已超万元。“我们不在驾校的餐厅吃饭，都是请教练到外面的饭店吃，一车的学员轮流买单。还有学员给教练塞烟的，中华一条一条的。”小优补充道，“不送礼，教练的态度明显很恶劣。”

记者致电温州物价局，得到的答复是：“具体单项多少，我这里也不清楚，浙江省有规定的，可以自己去查。”

物价局所说的规定，就是《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管理的通知》。根据该规定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成本、市场供求等因素，在基准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实行浮动，上浮幅度不得超过基准收费标准的20，下浮不得低于各类车型相应的培训成本。

“在温州考驾照太不值了，成本高、效果差，有机会去外地学好。”这是小优的建议。和她持相同想法的温州人不在少数，现在也经常有外地的甚至外省的驾校到温州招揽生意。

温州驾校的高昂学费，绝非个案，尤其是驾校行业发展不成熟、监管不力的二三线城镇尤为突出。遍布各地的驾校教练对学员吃、拿、卡、要，贿考的消息常见诸报端，而这些明显不合理的做法竟然能够大行其道，成了惯例。

驾校几重门

对此，记者在北京采访了相关人士。一位在北京某大型驾校工作10年的老教练王强，向记者爆料，“能开驾校的关系都比较硬，很多事情都能操作。”

举个例子，现在规定必须实际上路练习64小时，才能参加路考。可基本上没有哪个驾校会执行，谁都希望学员的更新速度快，这样利润就更大。面对记者的疑惑，王强解释道，“那个按指纹的IC卡学时记录器，驾校是可以操作的，不管学时够不够，都可以调满，很容易。车管所过来查治安、查设备、查卫生，但好像不查这个。”

很多学员以拿到驾照为目的的练习方式，结合驾校快产快消的赢利理念，促使上车训练的课时严重缩水。拿到“荷包驾照”但不敢上路的大有人在。

“红外线控制的桩考科目，如果你认识人，让他找人把仪器关了，这样怎么绕，都没问题。”王强坦言到。

长期以来，学员对这样的猫腻早已见怪不怪，这也在无形中折射出部分驾校和相关部门之间无法言状的默契。它主要是由于人情关系、玩忽职守等原因造成的。

“分派在驾校的警察，都是在驾校办公、吃饭，时间久了自然就联系紧密了。有的车管所派人不够，就让驾校的工作人员当助手，负责考试监管、维护秩序等。”据王强所说，驾校和车管部门的关系，是长久形成且自然发展的。

驾校背后的行政庇护

“你可以不参加培训，但也得交一样的钱，通过驾校参加考试。”驾校教练肯定地说。

驾校作为一个汽车附属行业兴起，不隶属任何行政职能部门。但由于“驾考统一”的潜在规则，上驾校成为学员获得驾照的主要选择。

记者致电北京市车管所的一位梁姓科长，咨询可否直考，答曰“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是不上驾校，谁给你出示驾驶能力培训记录？考试时还得用正规的考试车，你去哪弄？”北京市网上车管所“机动车驾驶员学习、考试流程图”中，第一项就是申请人持相关材料到驾校报名，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报考流程都是如此。

律师李斌解释，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未规定考驾驶证必须通过驾校培训。而地方行政部门要求考生出示培训记录，形式上是将驾照和驾校捆绑在一起。这是对驾驶员考试设置了附加条件。驾校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行业，各个省市按照地方实际情况设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，并不违背“上位法”原则。

但相关部门为何会扩张自己的行政权力？专家分析，主要出于对公民人身安全负责的考虑。汽车作为一类高速的交通工具，上路行驶对驾车人、乘车人和社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都具有潜在威胁。自学驾驶的质量良莠不齐，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，容易造成“马路杀手”。当然，剑有两刃，这无形中给驾校赐了一把用来制约学员的“尚方宝剑”，给了权利寻租与谋利的空间。

多年来，驾校、学员和驾驶证考试、颁证、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从未终止。屡被曝光的驾校黑幕，让公众质疑车管部门只受理通过驾校申报的驾考申请者，已成为驾校垄断驾考资源、牟取暴利、产生灰色利益链的保护伞。

就在这种“垄断”中，广大学员产生一定的错觉，仿佛只有通过驾校报考，贿赂教练和考官，才能够在考试时顺利过关。驾校也因为这种“垄断”，一方独大，在一些监管不严的地区，滋生乱收费的温床。

如何疏通驾校、学员和管理部门的尴尬联系，在一些行政地区、老百姓中已有初步尝试。2007年，深圳市民樵斌状告车管，维护了个人直考驾照的正当合法权利。2009年2月，河北省石家庄、衡水、保定、承德等四座城市设立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“直考”试点。2010年4月，湖南省湘潭市推行驾照“直考”。2011年，湖南省计划在全省推行通过电话、互联网直接受理申请驾驶证报名预约考试。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申海波评论说，这个渠道是应该放开，但是放开的同时应该加强管理，在考试中严格要求，同时规范管理，让驾校提供更好的服务，不是仅仅是一个渠道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驾驶员的培训。

这是一场法律与职权、行政与市场的悖论，如何打破和修复这条“自圆其说”的利益链条，还有待探索。